牟敏娜 彩礼支付的阶层分化与分类治理

  河南调研期间发现，当前的彩礼问题不单单是农村风俗和婚姻竞争的问题，也是阶层分化和家庭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的问题。

  在河南地区，高涨的彩礼存在三个前提：其一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客观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导致客观的适婚人群不匹配。其二是开放的婚姻市场带来的人口流动，使得适婚的年轻女性向城市或更发达地区流动，进一步对农村男性造成挤压。最后是与子代婚姻高度绑定的代际责任和面子竞争，进一步加剧了村庄内部的婚姻竞争和挤压，在调研中村民提到一位父亲，由于儿子37岁尚未结婚，在村庄里几乎不参加别人家的婚礼，觉得丢人，在村里抬不起头，较为刚性的代际责任使得父代在子代婚配上承受较大的压力。

  在以往的调研中，应对高价彩礼和男性结不起婚的问题，有两种典型策略，其一是通过早婚的方式尽早确定合适的婚配对象，在婚姻市场上抢占先机；其二是通过娶外地媳妇或者更偏远地区的女性，来缓解婚姻压力。然而这两种策略呈现出不稳定和失效的风险。

  对于早婚而言，一方面，当前的农村婚姻呈现出较为现实的一面，早婚也需要以父母的经济积累能力和子代的找对象能力相匹配。在调研中所遇到00后早婚的例子，也大多是由于其父代有能力在县城扎根，或者帮助子代家庭在县城扎根，通过恋爱进入婚姻的裸婚现象基本不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结婚是家庭事务，但还是受到整体村庄舆论的约束，在村庄社会的舆论中，彩礼存在一个明显的“市场行情”，且随着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城市化进程等调整，例如调研中某县的东侧属于新城开发区，有较为明确的城镇化预期，则东城的彩礼金额就比西城农村低，男女双方以“市场行情”为基础形成了彩礼支付的共识，并围绕“行情”展开彩礼谈判，一般而言，自由恋爱，较为开明的家庭氛围和遵照村庄共识办事更加有助于达成彩礼协商。

  对于找外地媳妇而言，外地婚存在跑婚的情况，对婚姻稳定性造成较大的冲击，当地普遍形成了以市一级为单位的本地婚偏好，外地媳妇一般是外出务工自谈为主，彩礼支付则尊重女方风俗。

  在彩礼支付过程中，当地的彩礼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定亲和送好。定亲是指双方确认关系后的表示，意味着双方家庭开始建立起联系，定亲之后双方家庭就能开始进行人情上的往来，女方也可以到男方家居住或者与男方共同外出务工。定亲包含定亲的钱和三金或五金。东城的定亲为10001元，表达万里挑一的意思，仅仅作为一种地方习俗和婚约表示，而西城则从2015年前后逐年上涨，从3、4万到现在6.6万或8.8万，其中男方家庭是否在城里有房是重要的考虑因素。送好则是指在婚礼前一天支付的彩礼，东城的行情大致是6.6万、8.8万，一般不超过十万，而西城的行情则至少需要12.8，16.8万、18.8万的金额也不少见。

  在定亲阶段，地方风俗认为若是男方提分手则定亲钱不退；若女方提分手则需要全额退款，并不考虑双方是否一同生活、女方是否怀孕流产等情况，因此存在男方家庭为要回彩礼而等女方主动开口的情况。在送好阶段，双方家庭围绕彩礼支付有再一次的协商的空间，一般而言，在婚礼前一天，男方父母会到女方家把彩礼和结婚所需的物品送到女方家，并在交接之后询问：“还有没什么要准备的，可以提出来？”一般而言，若双方对彼此家庭满意，则不会在此时为难准亲家，但若女方有要求，则会面临无法结婚的风险，因此男方一般会选择妥协。在调研中遇到一个调解的案例，女方家庭在送好时要求加钱，经过中间人交涉，最终以男方增加2万元的下车钱收尾。

  当前的彩礼支付需要纳入城乡一体的逻辑中加以考虑，呈现出较为显著的阶层分化和不同的意识交锋。

  城市独生女家庭支付高额陪嫁，买房买车是为调研对象津津乐道的新现象。在县域范围内，彩礼和嫁妆的支付更多是一种阶层身份的标识。调研中遇到一位在县城有体面工作的父亲，其儿子儿媳均毕业于排名靠前的985高校，两人共同在一线城市打拼，按理说并不是特别需要父代家庭提供过多的婚姻支持，然而在儿子结婚时，定亲支付10万，结婚彩礼16.6万，都以现金的形式进行支付。该父亲表示，支付高于地方社会中等水准的彩礼并不是出于女方的要求，而是自己考虑到女方的感受采取的行为，取现金能够最终靠拍照的方式发到家庭群和社会化媒体上，给女方父母面子，女方父母并不会要钱，甚至会增加嫁妆，最终这部分彩礼和嫁妆是作为小夫妻的共同财产，为子代的生活提供保障，何乐而不为。在村庄中开工厂的家庭也有类似的表示，支付高额彩礼不是女方的要求，而是作为男方重视女方的态度表示，是拉近双方家庭关系的必要环节。可见对于上层家庭而言，彩礼—嫁妆支付并非婚姻市场挤压和要价的结果，而是一种较为直接的代际财产转移，已有研究表明，在人口政策和市场转型的叠加效应下，同质婚增加了家庭之间的财富差异。上层家庭较少面临婚姻竞争压力，但通过展演性的彩礼支付拉高了整体彩礼支付预期，形成新的竞争标的。

  在访谈中村干部表示，当地的普普通通的家庭一般是需要借债成婚的。通行的婚姻成本计算如下：定亲6.6万—8.8万，结婚12.8万—18.8万，三金、五金在3万-5万元，一般还需要有县城的房，市场价5000-6000元/㎡，要么全款买房，要么由父母出首付，一般贷款也是由父母偿还，代步车十万元左右，除此之外，办酒席的钱也有男方父母支付，一个家庭在结婚上所花费的总成本在60万元左右。尽管当地的父母有较强的责任意识和积累意识，但对于普普通通的家庭而言，能够一次性覆盖婚姻成本的家庭是少数。村民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中年夫妇共同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左右，能攒下的钱在6万元上下，因此对于一般家庭而言帮助子代成婚有压力，但也在可接受和承担的范围内。在本地的村庄竞争中，父代的面子是与子代的婚姻高度绑定的，父母在结婚这件事上有较高的婚姻支付意愿，且婚姻大事亲属和朋友都乐于帮忙，短期内凑到钱不是难事。同时，彩礼和嫁妆一般也都给到年轻的小夫妻作为家庭启动资金，总的来看也是一种代际支持的形式。然而从长久来看，普普通通的家庭采取的是一种透支型的家庭消费策略，子代顺利成婚之后，生育孩子，照料孩子的责任会促进挤压父代的就业空间；若子代没有能力在县城内找到比较合适的就业机会，则年轻男性依旧需要外出务工，家庭所面临的金融风险较大。中层家庭在婚姻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只能依据市场行情调整自己的婚姻策略，且一旦错过子代成婚的窗口期（27、8岁），就容易被剩下成为光棍，父代即使自我剥削也要帮助子代成婚。

  在调研过程中遇到一起婚姻纠纷调解案例，男方36岁，女方患有精神类疾病，男女双方仅见过两面的情况下支付6.6万元在民政局办理结婚手续，男方与女方一同生活一月之后发现女方无生活自理能力，且男方发现女方之前曾有过两次结婚经历，认为女方父母故意隐瞒，要求离婚。大龄男性在婚姻市场之间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较强的村庄竞争压力又要求男性必须成婚，二婚女性在婚姻市场中也占据优势地位，不否认有大龄男性配二婚女性婚姻幸福的案例，但从整体的调研情况去看，这种类型的婚姻存在比较大的不稳定性，存在少数骗婚的风险。一般的骗婚情况如下，由媒人和女方家庭联合，介绍之后收取高额彩礼但是不领结婚证，与男方一同生活较短时间以后离开，特别是有智力缺陷和身体残疾的女性在此过程中沦为女方父母获利的工具。骗婚的案例在村庄社会中属于极少数情况，然而极端案例发生会冲击已有的价值观念的婚姻秩序，部分女性认为即使离婚也会找到更好的，而部分男性则认为即使支付彩礼成婚也未必有好结果。

  在以河南为典型的华北地区，彩礼支付是婚姻市场高度竞争的结果，且在城镇化进程中分化越加明显。在城市家庭的婚配逻辑中，彩礼意味着男方家庭的态度、对女方的尊重和生育保障，是代际资产转移的一种形式，而这种观念利用互联网在城乡之间形成共识，增加了女方家庭的预期和男方家庭的婚姻成本。总的来看，当前彩礼既是家庭资产的代际转移，也是婚姻市场之间的竞争的客观结果。在彩礼治理中，既要看到彩礼对于家庭造成的挤压和金融风险，也要看到彩礼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非消极作用。彩礼治理的重点应当放在两端，一方面，对于天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展演性、炫耀性的行为，应加以引导，尤其在网络舆论方面减少此类报道，降低此类行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对于底层的弱势家庭，严厉打击骗婚行为。除此之外，对于彩礼的治理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治理方式，而是要依照地方风俗实际，形成有序的彩礼支付和退还秩序，形成良性的婚姻秩序，让彩礼重新回归到“礼”作用上。